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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| 第一章 家谱

  前言:我想写一本关于我自己家历史的小说,我们家从重庆深山走来,每一代的独立女性都引导着全家。我希望让这些民间的传奇故事留下文字记载。

  第一章 家谱

  第一次见到云阳——这个坐落在重庆群山之中、长江三峡上游的小城,是2008年,我七岁那年。

  那之前,在广州读书的我,只知道自己不是完完全全的广州人。我的口音与周围来自广州以及来自其它省市的同学们格格不入。时不时讲出的“要得”,“啷个”,会让他们哈哈大笑。

  “我到底是哪里人”是一个从一年级入学填写祖籍的时候就开始思考的问题。我在同学的嘲笑中学好了普通话,也学会了粤语。而学的语言越多,越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。2008年夏天,我第一次回重庆云阳,和父母一同踩着一串石板渡过小溪,穿过稻田,迎着风里送来绿油油的米香,走到了一条通向山上的石板路上。那条路顶上有一个房子飘着炊烟。在那一刻我找到了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答案。

  “沿着这条路上去,第一个房子就是爷爷家。”父亲说,“那就是我长大的地方。”

  那个夏天,我见到了什么好吃的都第一时间给我的爷爷奶奶,和几个表兄弟姐妹躺在晒满玉米的天台上看银河,在竹林里的小溪中抓螃蟹,在荷塘边用长棍子摘莲蓬,从堂屋里的洋芋堆上滚下来,去地里摘甜高粱插在背后假装古时候的武将。

  离开时,又一次淌过山脚下的小溪。这次,走向小镇的街上,背后的稻香和竹叶在风中的沙沙声渐渐远去。那条小溪恍若一个结界的边缘,走过去就从仙界回到现实里了。我说,“明年我还要回去。”

  2009年我又回去了。这次不一样,我是带着英语课的暑假任务回去的。英语课学到了family tree,老师很早就说,暑假我们回老家的时候,要写一份家谱带回学校,再用英文介绍家里的人。父亲听到后自豪地说,“我们余家的家谱是专门有人编写出版的,记录了300年来的所有人,像一本书一样。”

  我听完自豪极了。为了见见这本宝贝,天天盼着暑假的到来。写英语期末考卷的时候,心却已经飞到重庆深山里的小村了。分神导致我粗心大意错了不该错的题。

  Unlawfully taken from Royal Road, this story should be reported if seen on Amazon.

  暑假来了,我又回到了爷爷奶奶的石头小屋,也终于看到了期待已久的家谱。那是一本比想象中厚一点的书,封面上四个大字“余氏谱书”。我从最后一页往前翻,很快翻到了父亲的名字,可是父亲名字下面什么字都没有。

  我问,“这本书是很久以前的吗?”

  “是去年新编的。”长辈说。

  “那怎么没有我的名字? 是因为我在广州,写书的人不认识我吗?”

  “你是女孩,余家的家谱从来不写女孩。你爸爸如果有一个儿子,这里就会写了。”长辈笑着说,“你要不要叫你爸爸,再生一个弟弟?”

  我沉默了很久,着急地问“那有什么办法把我的名字放进家谱呢?”

  长辈见我着急,俯下身来安慰我说“不怕,等你长大了,结婚了,就能被写进别人的家谱了。”

  周围的一群长辈都笑了起来。大家都把我的生气当玩笑一样,却不知道这是一个八岁孩子第一次见到社会里女性遭遇的不公。而这个八岁的孩子,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见到多得数不清的女性遭遇不公。

  我顶着余的姓氏,却消失在余家历史里。我什么都没做就能凭空消失,但有的人什么都没做就能凭空被记载下来。

  那个夏天的荷花塘还是飘着荷叶的清香,竹林里的阳光还是会在风过之时流淌,但我对这片深山的感情渐渐发生了变化。看完家谱的我还是光着脚、和表兄弟姐妹们漫山遍野跑。然而原本明媚的阳光,落在我的皮肤上却如带刺的藤蔓划过一般疼。

  开学回到广州之后,同学们又聚在一起炫耀自己的老家。有人说,他们家有一片菜地,里面种了木瓜。有人说,他们爷爷奶奶有几只鸭子 还有很多花。我就大声告诉所有人,我爷爷奶奶家有一片山和三个鱼塘,有猪圈兔圈,有竹林和小溪,然后享受大家向我投来的惊讶和羡慕的目光。

  我的高兴没有持续太久。英语课上老师叫大家上讲台分享自己的family tree (家谱)。在同学们纷纷拿出画的、打印的、甚至和余家一样编写成册的家谱出来炫耀的时候,我就不再说话了。我不仅不说任何一个英文单词,连一个中文字也没说。

  我因为没有完成那份暑假作业,被老师批评了。那个暑假,每当拿起笔想要画家谱的时候,就会想到到我一出生就消失在了余家正史里。想到这里我就不想写了。我多么希望能像那些拿出小册子的同学一样,把厚得多的余氏谱书带上讲台。

  “妈,你也是重庆云阳人,你那边的家谱有我吗?”

  母亲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,“我那边没有人住在村里了,都搬去城里或者搬到南方了。”

  “那你为什么要走,要搬来南方?”

  “你姥爷修铁路修到广东,我们就住了下来。”

  “为什么修完了铁路不回重庆去?”

  母亲没有展开讲。可能家族的历史太沉,一个九岁的小孩扛不起来。

  初中的时候我被喜欢的人嘲笑长相丑陋,一回家就抱头痛哭。母亲来安慰我,说她也被这样嘲笑过,但嘲笑她的人,以后也没有再见面了。母亲还指着额头上一块疤说,你看,我脸上还有疤,我也自信地出门啊。

  “为什么会有这块疤呢?”我问。

  “我小的时候你姥爷家里的人不喜欢女孩,经常打我,有一次拿东西打我脸上了,就留下了疤。你姥爷姥姥就决定带我离开那里了。”母亲平静地讲,似乎那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,“亲戚们还说女孩不要读书,因为反正都要嫁人的,给女孩读书就是给别人家赔钱。女孩在铁路上接父母的班就好了。但你姥爷姥姥坚持要我读书,还要我在不被人打的地方读书。”

  原来这是为什么我成为了新广东人。我忍受同学们对我口音的嘲笑,总比母亲在村里忍受乡亲们的拳打脚踢要好。

  “姥爷姥姥真开明,还让你读到大学。”

  “我们家每一代,都坚持让女孩读书。”母亲说。

  不久,姥姥也回了云阳。姥姥回去是因为她的母亲,我的曾祖母,去世了,享年九十多岁,我们家也从此不再是四世同堂了。这个我从未见过的长辈,却经常出现在姥姥声情并茂的讲述里。她以前是地主家的,她是一个坚强的传奇的女人,从旧时代走进新时代,用自己长长的一生丈量了许多时代和家族的起落。

  我小时候把家族历史故事当做民间传说来听,而读大学的时候,我的老师组织了一个口述历史的研究项目,我才真正意识到,要在口耳相传的民间历史消散在亲历者的生命长河里之前,讲他们定格。

  于是我拿起笔开始写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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